從2018年起，香港大學博士生王怡霖開始研究秀場直播，2019年，為了加深研究，她與成都一家公會簽下3年合約，親自當上了一名網絡主播。起初，她還會觀察每個進直播間的觀眾，用筆記記下他們喜歡什么。但是，為了在秀場直播中存活下去，她發現自己漸漸接受了系統的“規訓”，滑入一種積極開播、接受PK懲罰、討好觀眾、渴望打賞的狀態。（澎湃新聞11月13日）

　　這位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學博士的研究，只是直播行業生態的一個縮影。不過，對經常刷抖音、快手等短視頻App的用戶而言，即便不是秀場直播的忠實觀眾，也不會對這類場景感到陌生。面對記者，王怡霖講到自己與其他主播PK，把跟做性暗示動作、往衣服里倒水等極端行為作為“賭注”的經歷。而制定“賭注”的，往往是那些更有影響力、粉絲基礎更深厚的大主播。這些帶有羞辱性質的做法，顯然已經踩在公序良俗的邊緣。但在直播間里，她所描述的這些，卻是司空見慣的常態，遠遠算不上是最離譜的。

　　網絡空間的虛擬感，沖淡了人的道德感知。與此同時，平臺與MCN（多渠道網絡）公司對流量的追求，也加劇了主播之間的惡性競爭。這些因素的影響，使觀眾越來越敢暴露心中最直接的欲望，對主播提出在旁人看來相當過分的要求。主播身在局中，往往也會迎合這種需求以換取業績，即便心有不甘也身不由己，否則沒了粉絲的青睞，只能卷鋪蓋走人。在這一過程中，環境對個體的“異化”暴露無遺。

　　這也提醒著人們：互聯網有著極其復雜的一面，唯有在充分理解其人性根源的基礎上加以合理引導，才能讓網絡環境更加理想。

　　不同于王怡霖為了學術研究而體驗直播業，對更多網絡主播而言，直播間是他們討生計的地方。許多調查研究與新聞報道也都指出，除了“金字塔尖”的極少數頭部主播，大多數秀場主播的收入并不算高，其得到的打賞一大半都要交給公司與平臺。因此，從任何角度看，平臺都應以更大力度履行其社會責任，讓主播與觀眾以更健康的方式互動，防止“劣幣驅逐良幣”。

　　要將直播生態引向更加健康的方向，不是批判兩句或是“一禁了之”就能做到的。在王怡霖的研究中，除去當紅主播，能持久留在秀場直播行業里的主播多為社會資源較弱勢的女性。而打賞多的“大哥”們則試圖在線上填補一些線下生活的空白，或為孤獨感、或為釋放工作壓力、或渴望親密關系。主播想要更高的收入，觀眾有自己的情感訴求，這些需求本身都是正當的。但是，如何為他們實現這些需求鋪就一條“正路”，既考驗著制定規則的平臺，也考驗著每一個互聯網用戶。

　　在內容生產者一端，平臺與社會應該努力讓主播能夠通過呈現自己的個性收獲流量，而不是把算法算出來的“流量配方”套用到所有人身上，迫使主播失去自我，變得“千人一面”，甚至不惜自我侮辱。而在內容消費者一端，合理的情感需求值得被正視，但其表現形式不能突破必要的倫理底線。不論是廣義的表演行業，還是任何其他行業，生產者和消費者都應該有平等的關系，保有尊重和體面。

　　楊鑫宇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