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內需是促進經濟發展行之有效的重要戰略。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成功應對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戰勝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頂住了新冠疫情壓力，其中一項重要戰略就是擴大內需。習近平總書記從我國經濟運行的實際出發，對擴大內需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入學習貫徹這些重要論述，對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內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內需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也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這個論斷指明了內需對拉動中國經濟發展和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性，為制定國民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和改善宏觀調控提供了行動指南。

　　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告訴我們，人類從事生產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自身的物質和文化需要。這一不斷提升的追求，使人們不斷改進生產工具、提高生產技術、改進勞動組織，從而推動經濟發展。上世紀80年代，聚焦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釋放出對農產品和工業消費品的迫切需求，拉動了農業和輕紡工業的迅速發展，鄉鎮企業崛起；上世紀90年代，聚焦解決人民住、行、用的困難，滿足輕紡工業發展對能源、原材料的需求，拉動了電子機械、石油化工、汽車制造等產業發展；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為滿足農村電網、基礎設施等建設需求，發行長期建設債券，擴大內需，不僅支撐了當期經濟增長，而且為之后長達十年兩位數的黃金增長期奠定了基礎；進入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為滿足人民對更高質量服務的需求，緩解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的壓力，積極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持續擴大內需，實現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科技研發、環境治理和戰略性新興產業投入迅速增加，產業綠色化、數字化轉型升級加快，單位GDP的碳排放和能源原材料消耗不斷下降。天變藍了，水變清了，優良空氣的天數越來越多了，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增強了。

　　我國改革發展的歷史充分證明，國內需求的不斷擴大，是經濟發展源源不斷的強大動力。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必須把國內需求轉化為經濟發展動力，特別是把解決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與社會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轉化為投資和消費需求，通過經濟發展提高人民購買力，以最終消費規模的擴大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總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

　　在2022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總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必須大力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使社會再生產實現良性循環。”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洞察國際國內形勢、堅持問題導向、立足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作出的正確判斷和重大決策，釋放出重大政策信號。

　　新冠疫情期間，我國社會需求受到抑制。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較大，外部環境動蕩不安，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加深。總需求不足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多年來投資率偏高，最終消費率偏低，出現產能過剩。在出口增長受阻情況下，必然加劇國內供過于求矛盾。

　　縱觀1981年至2020年40年間最終消費率與投資率的變化軌跡，可以明晰當前出現總需求不足的歷史原因。1981年至2000年這20年，我國最終消費率年均為62.7%，投資率年均為36.4%，消費與投資的比例大體上是合理的，這主要是吸取了過分追求高投資、高增長的教訓，適度降低了投資率、提高了最終消費率的結果。2001年至2020年這20年，客觀上由于基礎設施和重工業處于投資高峰期，投資率不斷攀升，年均約42.6%，比前20年約高6.2個百分點，最終消費率降為年均54.0%，比前20年低8.7個百分點。其中，2010年、2011年連續兩年出現投資率高達47%的歷史峰值。在2011年至2020年這10年，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注重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但總體上看，投資率偏高、消費率偏低的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由于投資是間接需求，從長期來看，增加的是供給，因此長期保持較高的投資率，必然導致供給過剩、消費不足。解決當前存在的總需求不足問題，應當從調整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入手，適當降低投資率、提高最終消費率，努力實現經濟增長由投資驅動為主向消費驅動為主轉變。

　　建立和完善擴大居民消費的長效機制

　　202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建立和完善擴大居民消費的長效機制，使居民有穩定收入能消費、沒有后顧之憂敢消費、消費環境優獲得感強愿消費。7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時強調，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

　　滿足人民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等國民經濟的各個環節中，消費既是生產的動力，又是生產的目的。消費需求不足，必然導致社會再生產過程受阻。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共同富裕為目標，通過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整，能夠更公平地分配勞動成果，使居民收入的增長與經濟發展相適應，從而解決總需求不足的問題。一是通過財政預算和稅收，調節國民總收入分配的比例，從宏觀層面擴大居民收入的比重；二是從企業層面鼓勵擴大勞動所得的比重；三是鼓勵發展民營經濟、發展服務業，鼓勵以創業帶動就業，通過擴大就業增加居民收入。

　　我國的儲蓄率較高，居民存款意愿強，主要是為子女教育、養老、購房等攢錢。其有利的一面是可以把高儲蓄轉化為高投資，支持經濟發展；不利的一面是影響消費規模的擴大，造成最終消費需求不足。所以，要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完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制度，提高保障水平。要增加財政對教育的投入，降低家庭子女教育支出負擔。通過增加供給的市場機制抑制房價上漲，建立健全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

　　目前，我國居民消費正處于由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享受型消費升級的時期。要從供給側發力，以優質商品和服務滿足消費者需求，繼續打擊假冒偽劣商品，創造講究誠信的良好消費環境，讓消費者滿意。例如，在食品消費上，大力發展有機食品和綠色食品，建立食品原產地可追溯制度和質量標識制度，讓居民吃上放心食品。

　　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保持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大體平衡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前提條件。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滿足國內需求為基本立足點，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著力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2021年和2022年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指出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這是多年積累的問題，對于解決的難度要有足夠認識，需要綜合施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擴大內需并不是應對金融風險和外部沖擊的一時之策，也不是要搞大水漫灌，更不是只加大政府投入力度，而是要根據我國經濟發展實際情況，建立起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釋放內需潛力，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加強需求側管理，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強調“要圍繞擴大內需深化改革”，為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提供了科學指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解決需求收縮問題，要綜合運用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把短期需求調控與中長期結構轉換有機結合起來，從根本上形成供給與需求的良性循環。在產業結構調整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應著重抓好以下幾點：

　　一是通過優化消費品和服務供給結構培育新的消費熱點。隨著居民環境意識的增強，綠色低碳消費成為時尚。電動汽車、低碳住宅成為發展方向。隨著發展型消費成為消費熱點，個性化消費日益旺盛。社區服務業潛力巨大，隨著數字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和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將產生一些與數據中心、寬帶網絡相關的產業。

　　二是建立依托我國資源稟賦的新型能源體系。我國能源資源稟賦的特點是“富煤貧油少氣”，石油、天然氣資源有限，對外依存度相對較高。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稟賦，深入推進能源革命，加強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加快規劃建設新型能源體系，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

　　三是積極推進數字經濟發展和傳統產業智能化改造。加快發展以5G、數據中心、計算中心、區塊鏈為標志的信息網絡，以智慧交通、智能電網為代表的融合類新型基礎設施，以國家實驗室為代表的科研基礎設施。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大芯片制造、人工智能、系統軟件等技術攻關力度，扶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積極發展先進制造業，加快新材料的研發和應用。

　　四是大力發展生物工程。加大生命科學研發投入力度，發展生物制藥，加快推進中醫藥現代化，為人民的醫療健康事業提供技術保障。加大對農作物、畜禽、魚類等種子種苗研發投入，大力發展種子種苗產業，為盡快建成農業強國提供技術支持。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