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中的鼠之形象

　　其貌不揚的鼠究竟如何成為十二生肖之首，至今仍是童話故事中經(jīng)久不衰的題材之一。盡管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并無益處，也缺乏神氣的外表和強大的力量，鼠依然牢牢穩(wěn)坐十二元辰之首的位置。而農(nóng)歷鼠年的到來，也正標(biāo)志著又一個十二年輪回的開始。

　　作為人類生活中最為常見的動物之一，鼠在各類文物中出現(xiàn)的頻率卻遠不如十二生肖中位居其后的其他弟兄們：它既不像龍那樣代表著皇家天威，也不如牛馬等六畜與人關(guān)系親密，相反還常常偷吃糧食，暗嚙棟梁，出場機會自然寥寥。但如果對包含鼠之形象的文物稍作探究，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這小小的生靈并不完全是以負面形象出現(xiàn)的：它有時與其他生肖共同組成鎮(zhèn)墓的生肖俑，共同守護墓主人身后的平安，有時則與葡萄、瓜果、油燈等圖案組成子嗣繁榮、人丁興旺的美好象征。認識文物中的老鼠形象，亦是一次了解民間信仰和傳統(tǒng)藝術(shù)的過程；鼠年話鼠，讓我們共同走近鼠在古人精神世界和物質(zhì)生活中的百變形象。

　　【獨占鰲頭：十二支神排位之首】

　　考察帶有鼠之形象的文物，最常見的就是與其他11個生肖共同出現(xiàn)的組合了。至晚在先秦時代，十二生肖與地支的配屬就已逐漸形成，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和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中均有關(guān)于十二生肖的記載，但對應(yīng)的動物尚未完全定型。文獻中最早系統(tǒng)記載十二生肖的記錄則可追溯到東漢王充的《論衡》，其中已基本明確了今天我們所說的十二生肖與十二地支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

　　自南北朝起，人們開始用生肖屬相來指代人的出生年。久而久之，生肖開始在道教的影響下神格化為具有守護作用的支神，柳宗元的《永某氏之鼠》就提到 “……己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由于十二生肖被認為可以分值一年四季十二月和一天早晚十二辰，時時刻刻輪流守護眾生，人們普遍開始將它們的形象做成陶、石乃至金屬質(zhì)的俑，以發(fā)揮壓勝辟邪的功能，希冀于它們的力量能夠在墓中護佑逝者在另一世界的祥和平安。十二生肖俑在墓葬中一般有嚴格的排列順序，按子南午北順時針方向布置，以鼠為始，分布于墓室四角。有時，生肖的形象也會和“四神”（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共同出現(xiàn)，環(huán)繞于墓室周壁，抽象地表現(xiàn)出某種循環(huán)無限的時間和空間之感（如山西太原王郭村婁睿墓、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齊壁畫墓）。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生肖俑實例出土于山東臨淄北魏崔氏墓群10號墓，共出土灰陶生肖俑五件，分別為虎、蛇、馬、猴、狗，另有一生肖形象已佚失的龕臺。自隋以降，十二生肖俑開始多見，且形象逐漸演變?yōu)樯碇鴮捙郏�呈現(xiàn)坐姿的獸首人身像，以兩湖四川一代尤為多見。湖南湘陰隋墓、湖南長沙咸嘉湖唐墓、湖南岳陽桃花山唐墓、湖南長沙牛角塘唐墓、武漢東湖岳家嘴隋墓、四川萬縣唐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成組的、完整的十二生肖坐姿俑。高宗、武則天時期，兩京地區(qū)開始出現(xiàn)站姿的獸首人身生肖俑，此后逐漸流行并傳播至全國，成為唐代最為常見的生肖俑樣式。陜西西安唐開元二十八年楊思勖墓、唐天寶三年史思禮墓、唐天寶四年韓森寨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著交領(lǐng)寬袖大袍，立于圓臺之上的站姿生肖俑形象。

　　宋代之后，十二生肖俑作為隨葬品或寺觀中的雕塑仍然常見，但其形象出現(xiàn)了一些新的變體，動物的特征部分開始大幅縮小，以次要的地位出現(xiàn)在人像的頭冠或其他不同位置作為點綴，原先動物擬人的感覺已大為減弱，或者不如說支神的形象已進一步人格化。山西晉城府城村玉皇廟存有一組精彩的元朝二十八星宿雕塑，其比例與真人相仿，人物表情栩栩如生。其中虛日鼠一宿（北方玄武七宿之第四宿）被塑造成一位年輕女性的形象，她長發(fā)后梳，眉眼明秀端莊，唯有右手上捧持著的一個小老鼠，提醒著人們其與“鼠”的關(guān)系。

　　另一類常見的十二生肖文物便是伴隨人們?nèi)粘Ｉ�活起居的銅鏡。在隋唐乃至之后的銅鏡上，十二生肖的身影也絕不鮮見。十二生肖紋銅鏡背后的外圈圖案通常呈十二格排列，每格中各存一個生肖紋樣。它們也常常和內(nèi)圈的四神紋樣共同出現(xiàn)，構(gòu)成某種對時間和空間的圖像化的反映。

　　明清時，有一類表現(xiàn)十二生肖的小型圓雕玉器非常流行，十二生肖往往身著交領(lǐng)寬袍，各手持具有不同象征意義的物件，其中鼠的角色常被表現(xiàn)為手持書卷的樣子，似乎存在某種造型上的慣例，許與道教的影響有關(guān)。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多套此類“玉十二肖”，多以上等的羊脂白玉或青玉制成，放置于十二邊形的紫檀木盒內(nèi)。十二生肖圍成一圈，守護著中央象征大清王朝的另一方形玉盒，造型玲瓏生巧，精致有趣。其中鼠的形象略帶聳肩，雙耳翹起，顯得頗為機警，與其他生肖形象不類，顯示出工匠高超的藝術(shù)表現(xiàn)力。

　　要說最為人們所知的十二生肖文物，也許要數(shù)圓明園中的十二獸首了。它們原為圓明園海晏堂外噴泉邊十二獸首人身生肖銅像的頭部，銅像由耶穌會傳教士郎世寧設(shè)計，每隔兩小時會分別噴水進行報時，可謂巧奪天工，蔚為奇觀。英法聯(lián)軍侵略圓明園時將十二獸首掠走，此后它們便流落四方。2013年，鼠首和兔首由法國皮諾家族無償捐贈中國，入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鼠首小眼圓睜，雙耳上翹，須毛歷歷可辨，造型極為生動寫實。除了精湛的鑄造技術(shù)與生動的形象表現(xiàn)外，這組生肖獸首業(yè)已成為某種民族情感的寄托與歷史的象征。

　　【瑞鼠吐寶：佛教中的財富之源】

　　作為一種人們身邊常見的生物，老鼠晝伏夜出的習(xí)性、強大的繁衍能力和機敏迅捷的動作讓人既煩惱又敬畏。因為鼠的種種特性，古人開始相信“玉衡星散而為鼠”“百歲鼠化為神”，認為這小小的動物身上，或許具備著某種神性。在佛本生故事中，菩薩曾投胎為老鼠，率領(lǐng)幾百只老鼠住在森林中。而在一些少數(shù)民族神話中，老鼠還被認為是打破天地混沌的英雄。例如彝族神話就認為，人類起源于葫蘆，而正是鼠在密封的葫蘆上咬開一個洞，才讓人類得以出世。當(dāng)然也有一些反面例子，比如《西游記》中大家都很熟悉的金鼻白毛老鼠精，因曾在靈山偷食了如來佛祖的香花寶燭而成精，倒也符合老鼠偷油的本性。

　　鼠年將至，故宮太和門廣場上出現(xiàn)了兩只可愛的“吐寶鼠”，它們口銜圓圓的摩尼寶珠，似乎正向觀眾獻寶，憨態(tài)可掬的樣子吸引了不少目光。在藏傳佛教中，這種吐寶鼠正被視為吉祥和財富的象征。其實吐寶鼠算不上是真正的老鼠，而是一種鼠鼬。它往往居于布祿金剛或毗沙門天王等掌管財富的神明的左手，能夠在神明授意之下源源不斷地傾吐財寶，象征著慷慨、施欲、財寶和成就。在印度，鼠鼬很早就被作為財富的象征，如象頭財神迦尼什就常腳踩鼠鼬；《宋高僧傳》卷二《唐洛京圣善寺善無畏傳》中也記載：畏復(fù)至烏萇國，有白鼠馴繞，日獻金錢。這都說明鼠（或類鼠的鼠鼬）和財富在古印度就已經(jīng)建立起了某種聯(lián)系。這種信仰可能也受到了中亞習(xí)俗的影響，人們往往用鼠鼬皮制作線包或珠寶袋，從鼠鼬口中倒出硬幣、寶石或子安貝殼。印度和中亞的鼠鼬常被錯認為獴，而獴是蛇的天敵，正如吐寶鼠是那些固守財富的龍（蛇）的敵人一樣；其中也許存在著某種聯(lián)想的關(guān)系，才讓這種動物被選為了吐寶的吉祥物，財富的代言人。茂陵博物館藏有一件西漢中期的銅銜物鼠，前不久正在清華大學(xué)藝術(shù)博物館“與天久長——周秦漢唐文化與藝術(shù)特展”中展出，那其實便應(yīng)是一只正在吐寶的吐寶鼠。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代彩繪泥塑財寶天王像，財寶天王身穿鎧甲坐于獅子背上，顯得威風(fēng)凜凜。他左手握一尾巴高翹的吐寶鼠，蓮臺上堆積有吐寶鼠吐出的寶珠。財寶天王即多聞天王，“多聞”的梵文音譯“毗沙門”，故也稱毗沙門天王。唐代《北方毗沙門天王隨君護法儀軌》中記述：天寶元年（742年），安西城被蕃軍圍困，毗沙門天王于城北門樓上出現(xiàn)，大放光明。并有金鼠咬斷敵軍弓弦，蕃軍大潰。玄宗大悅，令諸道州府于城樓西北隅置天王像供養(yǎng)。從此唐朝軍隊皆以多聞天王形象繪制旗幟，號曰“天王旗”（李商隱《韓碑》詩：“腰懸相印作都統(tǒng)，陰風(fēng)慘澹天王旗”）。

　　當(dāng)毗沙門以法王身份出現(xiàn)時，經(jīng)常會帶領(lǐng)成群的部屬將領(lǐng)，例如成組的五姓財神。上海博物館正在展出的鼠年迎春特展中，正有一尊銅鎏金持鼠黃財神像。黃財神也稱黃布祿金剛，被奉為綠、白、紅、黃、黑五姓財神之首。他同樣左手持一吐寶鼠，與財寶天王主要的區(qū)別在于黃財神袒胸露腹不著戰(zhàn)袍，并且沒有獅子坐騎。這尊黃財神像頭戴寶冠，披帛飄動，雍容華貴。從尊像風(fēng)格來看，這尊黃財神很有可能出自北京。清宮當(dāng)中收藏有大量宗教文物，其中藏傳佛教文物占百分之90以上；在不少色彩鮮艷的唐卡中，你都可以發(fā)現(xiàn)對布祿金剛的描繪，當(dāng)然也少不了他手中那只靈巧的神獸吐寶鼠。

　　【添子添福：書畫中的吉祥之征】

　　明代以前，中國書畫中幾乎找不到鼠的形象，因其既乏文人風(fēng)雅之趣，更難入宮廷畫家之眼。直到明宣宗時期，民間象征“多子”的、與鼠有關(guān)的圖案組合才開始出現(xiàn)在了書畫作品中，宣宗皇帝本人就創(chuàng)作過多幅以鼠為主要題材的畫作。

　　明宣宗名朱瞻基，為明仁宗長子，明成祖朱棣之孫。他和仁宗在位期間，明朝社會相對穩(wěn)定，民生繁榮，百業(yè)興旺，史有“仁宣之治”的說法。宣宗皇帝雅擅書畫，據(jù)明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所載，他“游戲翰墨，點染寫生，遂與宣和（指宋徽宗）爭勝。”明韓昂《圖繪寶鑒續(xù)篇》稱其“萬幾之暇，留神詞翰，于圖畫之作，隨意所至，尤極精妙。”足見其繪畫水平不凡。他有多幅表現(xiàn)動物題材的畫作流傳下來，應(yīng)是一位擅長描摹動物的花鳥畫高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有傳為明宣宗所繪《三鼠圖》一卷，該卷共由三幅畫作組成，分別為《苦瓜鼠圖》《菖蒲鼠荔圖》和《食荔圖》，三幅分繪三鼠，各具生動之姿，顯得尤為靈動可愛。三幅的風(fēng)格和樣式各有不同：《苦瓜鼠圖》為紙本墨筆，繪一鼠攀附石上，正警覺地翹頭側(cè)望，看向上方藤上結(jié)出的三只苦瓜。此畫風(fēng)格逸筆草草，頗具寫意花鳥之趣。石下蘭草與左側(cè)修竹瀟灑爽利，苦瓜與藤蔓濕筆點染，隨風(fēng)披拂，小鼠以淡墨皴擦表現(xiàn)其皮毛，絨絨質(zhì)地似乎觸手可感。瓜與鼠的結(jié)合在民間極為常見，因瓜喻“多子”（多籽），鼠在地支中亦稱“子”，故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畫上有作者自識：“宣德丁未，御筆戲?qū)憽保�推知此畫作于宣德二年�?427年）。時年宣宗喜得一子（即后來的明英宗朱祁鎮(zhèn)），此畫或表對此事的祈祝或慶賀。另兩幅《食荔鼠》團扇與《鼠石荔圖》冊頁均為絹本設(shè)色，據(jù)故宮博物院余輝先生考證，應(yīng)均非宣宗親筆。《食荔鼠》以細膩工筆，獨具匠心地將白鼠紅荔繪于瓷青紙上，近乎漆黑的底色似是老鼠于夜幕中潛伏偷食，色彩對比鮮明，頗見創(chuàng)意。梁沈約《宋本·符瑞志》、梁蕭子顯《南齊書·祥瑞志》、宋蘇軾《東坡志林》等書中均有將白鼠視為祥瑞、甚至龍之化身的記載。晉葛洪《抱樸子·對俗》云：“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則白鼠還可被視為某種長壽之征。“荔”與“利”諧音，顯然具有祈求財源廣進的吉利色彩。民間也常將鼠與白菜組合表現(xiàn)，“白菜”諧音“百財”，與鼠荔的組合一樣帶有添丁聚財、人財兩旺之意。

　　有意思的是，明宣宗不但愛畫鼠，也愛畫貓。他賜予重臣楊士奇的畫作《壺中富貴圖軸》上，楊士奇的長跋透露出貓鼠之畫中蘊含的喻義：“君臣一德，上下相孚，朝無相鼠之刺，野無碩鼠之呼，則斯貓也。”相鼠、碩鼠皆典出《詩經(jīng)》，楊士奇領(lǐng)會到了明宣宗似乎在通過貓鼠之道隱晦地傳達他的告誡：在君與臣、臣與民的相互關(guān)系中，管理者有德無私則正似貍貓震懾宵小，失德則不僅會放任群鼠橫行，而自身何嘗不將化為碩鼠。鼠的形象在畫中雖未直接出現(xiàn)，但它與貓構(gòu)成的關(guān)系顯然在此承擔(dān)著更為深遠的含義。

　　明代花鳥畫家孫隆曾于宣德朝任翰林待詔，《明畫錄》記載，孫隆“畫花鳥草蟲，全以彩色渲染，得徐崇嗣、趙昌沒骨法，饒有生趣。”他的沒骨畫法很有可能對宣宗產(chǎn)生過影響。吉林省博物館所藏孫隆《花鳥草蟲圖卷》卷中有一段繪窺瓜之鼠，技法與宣宗《瓜鼠圖》頗為類似，野逸脫俗，深得生動之趣。

　　清代以降，以鼠為題材的小品更趨多見，屬鼠的齊白石就極愛畫鼠。在他的筆下，鼠與油燈常常組合在一起，“燈”諧音“丁”，“鼠”諧音“儲”，依舊不離人丁興旺、富貴生財?shù)募�祥主題。所謂“倉鼠有余糧”，唯有倉稟充實，小小老鼠才能夠跟著飽腹，故而不少畫家也常繪瓜果遍地、群鼠欣然于此間覓食的場景，儼然一派盛世豐年、子庶豐登的圖景。豐年之鼠也成為了書畫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固定題材，以此烘托年景之豐裕，收成之喜人。（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