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恬驊

　　AI電影未來已來？

　　繼Sora掀起影視行業震蕩以來，有影視從業者和研究者對AI電影的前景作出了樂觀的反應。一份來自互聯網頭部企業的研究報告，將生成式AI視為圖文影視內容生產的最終方案，“內容制作的成本顯著降低、效率顯著提高”。不過，這段本身就帶有大語言模型痕跡的文字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反映現實狀況？我們可以將目光投向稍早前的AI電影實驗。早在2016年的倫敦科幻電影節上，影片Sunspring就已完成了AI“編劇”的首秀。2018年，同一團隊更將“換臉”技術與文本生成、語音合成結合，在“編劇”的基礎上讓AI進一步承擔“執導”的工作，推出了名為Zone Out的電影短片。

　　然而，上述短片在推出時引發了熱烈的反響，并不是由于成片的水平。畢竟，由AI“編劇”和“執導”的短片尚可謂不知所云。甚至即便是宣稱能夠生成“連貫一致”視頻片段的Sora，在畫面細部上也難以經受仔細推究。因此從現實狀況來看，一部分人設想的AI電影，仍與現實保持著相當的距離。盡管“技術樂觀派”認為這一距離很快就將縮短乃至消滅，但在眼下談論AI電影，一定程度上仍是某種“科幻片”式的想象。

　　不過，這種想象也產生了真實的后果。在Sunspring這一類個案中，真人演員聽命于AI的“編劇”，帶來了一種倫理上的錯亂：本應聽命于人的機器，反倒成了人類的主宰。無怪乎在2023年，美國演員工會和編劇協會相繼展開了大規模的罷工抗議，其核心訴求之一是拒絕加工由AI生成的大綱文本。編劇方的談判代表、《查理與巧克力工廠》等諸多熱映影片的劇作者約翰·奧古斯特直言：“我們希望確保這些技術是作家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用來取代作家的工具。”

　　由此看來，當前AI電影呈現出別樣的“虛實相依”狀況：就與作品創作直接相關的技術現狀而言，它是一部分人期盼的對象，但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空洞名詞。

　　回歸藝術視野

　　當前關于AI電影的論爭大多圍繞文化生產方式與內容供給方面展開，其參與者和相關方亦多為影視行業從業者。正如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伯格在《觀看之道》中所指出的那樣，觀看者的視線、感知和解讀，乃至與他人視線的交匯，是作品確立其藝術地位的必由之路，其重要性不亞于創作的過程。而電影革新并主宰了人們的觀看方式，開始讓觀眾的視野與電影攝制者的視野重合，引導觀眾的觀點與攝制者的觀點靠近。因此他說：“照相機的發明，改變了人們觀看事物的方法。他們眼中的事物逐漸有了新的含義。”在技術標榜互動性進入藝術視野以前，從廣義上說，藝術中早已涉及了觀者與作品之間的交互。這種交互性質使得每一次觀看都有其獨一無二的性質，并激發觀者的思考。

　　AI技術的發展，有類似攝影術發明的意義。在我們有朝一日真正面對AI電影之前，那種將電影AI化、自動化的目標及其所催生的種種技術，也同樣意味著應當發明一種乃至多種新的“觀看之道”。以早些年熱鬧一時的“小冰寫詩”為例：當批評家們聚焦于“小冰”這一AI系統所“寫”的詩時，他們所遭遇的困難主要在于無法將AI生成的事物同一種現成的文學體裁、一種具有豐厚歷史積淀的藝術形式相提并論。但是，使用“小冰”來為自己所選圖片“賦詩”的網友，享受的則是一種文字游戲的樂趣，這種樂趣雖然缺乏“創作意圖”“寫作立意”等批評范疇的辯護，甚至可能是極為簡單和浮泛的，卻令使用者體驗到一種在此之前未曾有過的樂趣：即時地從圖片中得到一些帶有現代詩歌風格的文字描述，從中還原出AI系統試圖“模仿”的某位詩人的形象，并使之跨越時空與當下的使用者產生聯系。這樣的樂趣或許并不屬于詩，而是屬于某種尚未有確切名稱的文化事項。然而，這不妨礙人們直觀地用“AI詩歌”作為它的暫定名。

　　在同樣的意義上，當前有關AI電影（甚至也包括AI繪畫）的爭論，其與影視（或繪畫）的關聯，可能也與AI詩歌之于詩歌類似。這一名稱提示了它從先前藝術形式中汲取的某些養分，但遮蔽了它與電影、繪畫、詩歌所具有的本質不同，以至于這些AI藝術具有比表面差異更多的相同之處：那種允許即時交互的、游戲式的審美體驗，它的文化意蘊和藝術價值并不在于所給出的文本或視頻，而在于其中所包含和暗指的前人佳作。

　　AI電影所意指的事物，將有多少是屬于電影的，人們當下還難以斷定。而在它們面前，觀眾所能采取的一種觀看之道，想來應該在于將那些經過二次轉碼與重新組織的素材還原出本來的樣貌，在于辨別和探究這種轉碼和組織的邏輯和意圖。后者既由操作者的使用方式決定（如輸入的原始數據），亦由技術的設計者參與而使之蘊含于AI系統的每一次運作之中。

　　更寬泛的人工智能觀

　　進入當代，藝術常被視為是一種社會參與的練習。如果AI電影的破局之道在于觀眾觀看方式上的變化，那么作為一種“練習”，它所指向的則是社會層面上人們如何對待AI及其產物的態度，即一種AI觀。

　　毋庸諱言，應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挑戰，并不完全是一個技能問題。正如技術哲學學者芬伯格所指出的，人工智能的流行之所以令人不安，在于它“賦予了計算機以人類的形象，從而反過來使人被削減為機器世界封閉系統中的一個工作部件”。前述好萊塢編劇和演員工會的反應正屬此列。面對人工智能的發展，人們需要重新定位自身與世界、與技術的關聯。

　　這一看似抽象的重新定位，具體來說，其實也不外乎“如何看待AI”這一問題。相比于從技術能力來強調理論知識和應用技能，這種AI觀更強調從AI技術所受到的文化規約角度來審視其運作中呈現的那些“熟悉的陌生人”：看上去接近于“電影”的視頻、接近于“繪畫”的圖像，或接近于“詩歌”的文本，是促使人們與AI互動的邀請。將其表面上通過“生成物的相似”引發的幻象消解、還原為一種自動程序運作的結果，不難看到其中以別樣形式具象化了的“人”。

　　隨著AI技術的不斷進步和深入人類生活的各個領域，人們面臨著重新定義和理解藝術的挑戰。與此同時，作為一個高速發展中的技術類型，AI尚不具有完整的知識體系，也很難要求所有人都具備相應的技術能力。但是，這不妨礙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與AI“相遇”，并完成和某個AI系統的交互操作。AI觀即扎根于這一整體性的視野之中。通過有意識地尋求觀看之道，或將有助于人們穿越“形態相似”的表象，深入其背后的技術邏輯與文化意義，而這又進一步要求人們從藝術的專門領域進入社會的廣闊天地中。

　　人們的自我表達和與他人或社會的聯系，越來越多地通過AI技術得以完成和建立，AI觀既是具體掌握這些技術的前提，也是面對技術發展快速演進的內在要求。它促使人們在技術面前重新領會和突顯自身行動主體的特性，而不是成為單一技術邏輯及其所體現的種種社會權力關系的奴仆，從而保證今天暫時被稱為“AI電影”的未來藝術形態能夠獲得真正的生命力。

　　（作者單位：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