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央廣播電視總臺中國之聲報道，提取時代關鍵詞，記錄國家成長與進步。中國之聲新中國成立75周年特別策劃《時代關鍵詞》。本期推出健康篇，關鍵詞特別提示：支援鄉村、合作醫療、“新農合”、“三明醫改”、家庭醫生。

　　九月，河北邯鄲，新手媽媽陳女士帶著孩子進行嬰幼兒健康檢查。同一院區內，前來檢查的“準媽媽們”絡繹不絕，產前篩查成為他們守護孩子健康的第一步“關口”；“十月懷胎，一朝分娩”，呱呱墜地的新生兒出生即參保，全生命周期的守護由此開啟；全國99.9%的孕婦實現了入院分娩，省、市、縣三級危重新生兒救治中心構成的嬰幼兒診治體系讓我國嬰兒死亡率在2023年首次降至4.5‰以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居民健康水平持續提升。人均預期壽命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5歲提升到2023年的78.6歲。對于當了五十多年兒科醫生的路生梅來說，這是她一直以來努力的方向。

　　1968年，路生梅第一次離家，不遠萬里從北京來到位于黃河西岸的陜西省榆林市佳縣，丘陵溝壑和風沙大漠在這里匯集。當時，她剛從北京第二醫學院（現首都醫科大學）畢業，是眾多走向農村的醫學畢業生和城市醫務人員中的普通一員。

　　路生梅回憶，當時，他們積極響應“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服從祖國分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我們學校我們這一級的所有同學大概163名，無一例外，全部分到外地”，在路生梅看來，這是屬于時代的號召。自此之后的56年，她從未離開祖國分配她去工作的地方。

　　早在1950年，我國就已經確定“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公共衛生體系發展方向，兩年后，全國90%的地區建立了縣級衛生機構。但在廣袤的農村地區，長久以來的“缺醫少藥”困境難解，“小病拖、大病扛”是不少老百姓不得已的選擇。

　　路生梅工作的佳縣人民醫院最初只是幾孔墻皮脫落的破窯洞。她是分配到當地唯一的一名科班出身的兒科醫生。在她剛剛工作時，佳縣地區嬰幼兒死亡率高達60‰。當地孩童中流行一種名為“四六風”的常見病，嬰兒出生四到六天就會夭折，一次出診后，路生梅發現了疾病的病因，嬰兒出生后，產婦家中準備用來剪斷臍帶的是一把生了銹、沒有消毒的剪刀，嬰兒可能因此感染破傷風。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路生梅積極普及科學的新法接生知識，大幅降低產婦和新生兒感染破傷風的風險。

　　路生梅決心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給鄉村的孩子一份生的希望。她定期到鄉村巡診，足跡遍布佳縣所有鄉鎮、村莊。而從1966年到1976年間，全國范圍內，城市和解放軍醫務工作者到農村開展巡回醫療總量達到了110多萬人次。

　　1984年，路生梅創辦了佳縣第一個正規兒科，她開始幫助當地培養更多專業醫生，很多她曾救治的孩子后來成為了她的同事。“看到他們現在很健康，有自己的家庭、孩子，甚至有自己的孫子，我就覺得挺欣慰的。”路生梅說，當得知被她接生、救治的孩子后來有的和她一樣，走上醫療戰線，她有很大的成就感。

　　如今，80歲的路生梅依然準時出診。這是她退休的第25年，也是她扎根在陜西榆林佳縣的第五十六年。

　　一根針、一把草，赤腳醫生創辦我國第一個合作醫療點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從小在農村長大的李發從琢磨，要不要離開家鄉。他所在的湖北宜昌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樂園村，群山環抱，十分閉塞，但這里有個名號，第一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誕生地。1966年，正是李發從的師爺——“赤腳醫生”覃祥官創辦了這個合作點。

　　李發從的父輩們當時還在依靠附近的郎中看病。在當時，樂園公社大面積流行百日咳、麻疹等為主的傳染性疾病，最嚴重時全公社3700多人中出現1000多人感染。那時，覃祥官主動選擇到樂園公社三大隊當一名拿工分的赤腳醫生。

　　覃祥官創造性提出的合作醫療制度設計是，農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醫療費，每次看病只交5分錢掛號費，吃藥就不用再交錢。

　　李發從說，小時候時常看到師爺上山采藥，為了解決合作醫療用藥的問題，他們使用土醫、土藥、土藥房，藥品自種、自采、自制、自用。李發從小時候自己也曾用過藥，在他的記憶里，“那時候家家戶戶種藥，為的就是讓合作醫療辦下去”。

　　農村合作醫療全面開花。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全國的赤腳醫生數量達到150多萬名；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從1968年的20%上升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90%；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我國創造性的用20%的合作醫療費用支出將80%的人口納入了醫療保障范圍。

　　1990年，20歲的李發從加入合作醫療點。但這時，也是農村醫療運行面臨困境的時候。“改革開放帶來了更好的生活，老百姓用藥的需求也越來越多”，但面臨成本的上升，李發從沒有打退堂鼓，在他看來，合作醫療是一顆種子，自己不能把這顆種子搞丟了。

　　李發從勉力維持，最高時甚至借債數萬元，換來的是樂園村的合作醫療一天也沒停過。轉折發生在他成為村醫的第13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開展帶來了合作醫療的第二個春天。

　　新農合是農民的“公費醫療”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簡稱“新農合”，這種由個人繳費、集體扶持和政府資助的方式籌集資金的新型農村醫療解決方案，在2002年公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衛生工作的決定》中第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里。

　　河南省新鄉市所轄8個縣（市）在2003年全部進入首批新農合醫療試點。封丘縣陳橋鎮孫杏頭村村委會主任翟金友還記得，當時自己拿著新農合的方案家家戶戶宣傳，這是農民自己的“公費醫療”。

　　那時“新農合”個人繳費是每人10元，最初很多人不了解這錢能做什么。翟金友回憶，當時他們一戶一戶地宣傳，一戶一戶地收費，“有時一戶都能跑幾趟。”

　　最初，村民繳費后會領到存折大小的綠色“醫療證”，這是報銷的憑證，大伙兒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翟金友說，隨著后來老百姓親眼看到新農合報銷解決了許多大病患者的看病負擔，對新農合的認可度越來越高。村里因病致貧的現象通過新農合的報銷補償得到了有效遏制。

　　自2003年開始試點、2008年實現全面覆蓋以來，“新農合”制度參合人口數從試點初期的8000萬人逐年增長，到2012年6月底就達到8.12億人，參合率超過95%。翟金友說，后來，新農合的繳費標準提升，但報銷比例也提升了，繳費季他們不再需要走家串戶，只需在村廣播室吆喝一聲。

　　在“新農合”逐漸托住農村醫療需求的同時，新的改革開始“萌芽”。

　　三明的醫改是非改不可

　　2015年年初，福建三明發布《意見》，決定從當年4月1日起，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執行統一的用藥目錄、診療目錄、服務標準，實現“三統一”。彼時，三明醫改已經開展三年。

　　三明醫改第一任“操盤手”、三明市醫改領導小組原組長詹積富說，這項工作，是為了“讓農民和干部享受同樣的待遇”。

　　三明醫改啟動于2012年。詹積富坦言，當時三明已經出現醫保基金穿底風險，三明面臨的形勢是“不得不改”。

　　醫改首先改什么？當時詹積富已經發現藥品價格虛高50%，所以將第一項目標定為降藥費。

　　2012年4月，三明在首批藥品重點監控目錄中列明129個品規藥品，這些藥品，是詹積富口中“虛高特別厲害”的營養性、輔助性藥品，“大部分屬于我們講的萬能神藥”，詹積富回憶政策落地后的效果，“4月份文件一出臺，5月份整個三明市的公立醫療機構的藥品耗材使用的金額就下降了1/4了，效果立竿見影。”

　　“遏制藥品濫用”“砍掉虛高藥價”“提升醫護陽光收入”，詹積富帶著三明醫改領導小組啃下一個個“硬骨頭”。

　　詹積富說，這些改革措施帶來的最大變化是對醫院、對醫生的績效考核評價體系變革。“醫生的酬勞來源不在于收了多少病人，做了多少檢查，而是醫生為老百姓的健康貢獻了多少，醫療質量提升了多少，醫療安全如何做得好。”詹積富說，由此，過去因經濟因素導致的不正確醫療行為也得到了糾正。

　　如今，三明進入醫改3.0階段——以健康為中心。詹積富說，“三明醫改”的答卷，還要一直寫下去。

　　詹積富所堅持的，也是岑雪芳正在感受的。

　　家庭醫生真是很新鮮的事兒

　　岑雪芳還記得七年前自己接到的社區電話，“家庭醫生”這個新名詞從那時開始走進她的生活。

　　2016年《關于推進家庭醫生服務的指導意見》出臺，家庭成為全民健康管理的“第一場景”，作為被激活的社區基層醫療服務主體，家庭醫生開始為慢病患者開出長期處方、在必要時開展上門服務、有效提升簽約居民的健康知識素養。

　　2018年時，已經退休的岑雪芳發現自己患上了高血壓。她在家庭醫生的建議下走進了社區運動健康中心，由社區健康中心的指導老師和家庭醫生為她提供運動指導。去跑步機上跑一跑，每天再測個血壓成了岑雪芳的習慣。

　　2023年，她驚喜地發現健康中心又升級了。在上海市首家“全齡友好”社區運動健康中心，社區運動健康師為岑雪芳在內的慢病患者開展運動干預，提供個性化飲食和運動建議，推動健康關口前移。多年鍛煉，岑雪芳也實現了從普通用戶到指導老師的身份轉變，“現在我不但自己鍛煉，還帶領我們‘小姐妹’一起鍛煉”。

　　作為健康中心老會員，岑雪芳會給中心內的新會員開展健康指導，為他們推薦適合自己的運動器械給他們指導一下，一起享受運動的樂趣。（記者杜希萌 劉佳 韓志濤 劉濤 凌姝）